确认发起部委、多文件交叉演算是“四步法”的头两步。
在《环保PPP》书中，作者对中国PPP发展的1.0阶段多有赞扬，彼时由建设部唯一主导、以“特许经营”为主的模式，极大推动了环保公共服务市场化和专业化进程，也促成了一批优秀环保领头企业的诞生。
接下来的PPP2.0则陷入了复杂、疯狂、多元的时期，一方面是伴随着高速发展，系统走向了混乱的熵增，一切都不再单纯；一方面则是为应对这混乱而进行的系列改革中，试错、纠偏带来了剧烈阵痛，有时难以承受。
多部委交叉、多目标取舍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不知怎么的，我阅读“三大关系”，总是有感受到作者在两个时代过后或多或少痛的领悟。
如果我将“三大关系”比作一颗大树，“部委”是枝叶，“发起部委”就是那粗壮挺拔的树干——
“发起部委”要向中央系统获得强力支持，政策才有可能真实落地。所以国家最高战略走向对中央政策的影响很大，与之越贴近、成效越显著、紧迫性越强，则优先级越高。
“发起部委”要承担协调工作，一方面主导计划、管理与考核，一方面要糅合各部门，达成统一的、和分解的目标。以发起部委为中心，将各部委响应性、相应性文件做汇总阅读，才能得到有效而全面的数据和认识。
“发起部委”要充分考虑地方状况，因地制宜、因企制宜，计划和考核也因之而产生不同的效用。在主文件之下，通常会有1+N政策陆续出台，将阅读目录锁定到部委、地方和企业层，才能制定具体可实施的战术和方略。
《意见》的发起部委是水利部，于是它就是居于中心的那个树干，薛涛“报告”解析便集中在了下游的“利用”，“强制性指标”便极有可能实现于地下水、黄河水等取水用水限额。
实际上中央政策文件的条款，大多都是由不同部委各自编制后汇总的；也有很多领域是由不同政策文件共同影响、不同部委共同考核的。
因此这“第一步确认发起部委、第二步交叉演算”，目的就是梳理、聚焦、总结、提炼，找到最好的阅读入口。
分类和定义：数据与认知的统一
高维的市场战略始于对政策需求的洞察。
“指标性质”和“底数不清”听起来不像个方法，似只是提了个醒。但这两个维度是三篇“报告”下来演绎最充分的，其本质是在完成这样一种工作：数据和认知的统一。
作者说：“在市场研究和战略规划中，数据和认知两者就如太极的阴阳，同样重要”。我想这“统一”既是洞察、也有方法，我给取一个名字，叫作“分类定义法”。
个人阅读体会，在解析之前先分类、在分类之上再定义，是作者薛涛最常用的思维格式之一。
具体的模型工具包括二维、三圈、四分、五方阵、九宫格等。有了分类和定义，才会有洞察，才能明确“指标”所指，进而才有解决方案；没有分类和定义，便没有认识，没有认识，数据失去指导意义，才会轻易被“底数”混淆，战略便无从谈起。
分类不当、定义不清是造成“误读”的主要原因。在“报告”中，作者进行了大量演算操作，它们的分类角度、定义原则、得到的结论都不相同，但集中指向了同一个系统：地域和地方。
“央地关系”是中国政策之树的根系，延伸书籍很多，央、地之间的财权、事权分配是更为广泛探讨的课题。但就产业企业而言，在《意见》落地中区域、流域、行政域内外的统筹协作关系或许是更为关键的第一落点。
例如基于“本底值不清”而重新分类、定义的“缺水城市”，由“北京-上海双城记”起始、在“黄河流域、山东省内水源记”达到高潮、以“青岛-深圳海淡记”结束，又慨叹这逻辑推演，既是科学、也很美学。
学习最后，我尝试阅读了一份县域政策规划文件，最扎眼的地方是“强制性和预期性指标”，因为它的效用最猛烈。
有效的指标要求——无论硬/软——要基于以上“现状、目标及其间的差距”，计算不清现状和目标，叫作盲人摸象，预期便没有意义；认知不及差距，叫作一叶障目，强制也没有意义。
两种指标，一个决定现在，一个规划未来。
在它们之间，“指标”将以本底值为基础、以政策规划为目标，分步逐级纳入中央、部委的考核和督管体系。“水十条”以来的水污染治理市场，绝大部分增长系由“环保部”和“断面考核”带来的；相应的《意见》现在读来，很有可能是“水利部”和“用水定额”。
这是分类、定义的终手势，事后回看，往往它就是起手式。
政策-时间逻辑
在“报告”终篇，作者将近一个时期内最有影响力的三份政策文件拿出来定义“公管压力、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在政策落地中的作用和表现。
其时间点2015/2018/2021，对应分隔了这一周期内污水行业的大事件和产业发展，政策与时间呈现出的关系，不可预测、却有迹可循。
编辑：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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