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邻避运动案例研讨会”召开

2013年5月19日,首届 “邻避运动案例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部分邻避运动案例撰写者、部分邻避运动案例当事人、相关学者以及一些环保志愿者出席了研讨会。会议透露的信息表明，中国已经全面进入邻避运动时代，整个社会都应当开始讨论如何应对邻避运动，以让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成为保护环境的有效力量。

自然大学研究员李涛介绍说，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召开，会上宣布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距今已有30年。30年之后，环境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加速恶化。很多人在环境保护中做了大量工作，有的收效甚微，有的一时卓有成效，但很快就一轮又一轮新的污染和生态破坏大潮所淹没，还有相当一部分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由于掺杂了太多的环境保护以外的利益追求，结果与环境保护的目标南辕北辙，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措施的实施反而严重的破坏了环境。

在这种局面下，全国各地，陆续有一些“干部群众”忍无可忍，自发起来抵制或驱逐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强有力的表达了对生态公平与环境正义的追求，这标志着“不要在我家后院”——“邻避运动”时代的到来。

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昊认为，当下邻避运动的背景是:好的环境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稀缺一般来说会导致竞争或斗争。而在中国环境资源的竞遂缺乏基本规则的情况下,稀缺所导致的结果正是针对环境资源的无规则斗争，这种斗争是建立在参与各方力量对比极度不平衡的基础之上的，即参与博弈斗争的各方力量差距极大。

一般来说,邻避运动兴起的原因被认为是中国现有的环境制度不完善,但从中国政治社会的现实来看,利益集团的不平衡发展也许才是邻避运动的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原因所在。

作为利益表达的邻避运动是伴随着公民环保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会议上总结的20个“邻避运动”案例，以及更多的尚未纳入视野的案例，都是公众集体意志的自发表达，有的零散随机，有的团结紧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直接有效的预防或制止了环境的破坏。这些案例，与其他的环境保护措施和环境保护运动一起，共同形成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巨大潮流。

《青年环境评论》主编霍伟亚，为此专门撰文，归纳了不同的人对邻避运动的态度——政府官员包括环境保护部门官员，把邻避运动看作应当被避免的社会风险和突发事件；而污染的或破坏的企业是造成这种风险和事件的原因，提出“稳评”机制；企业则选择与政府结盟，不正面回应邻避运动，利用邻避运动缺乏持续性的特点，企图避过风头“依然固我”；民间环保组织把邻避运动看成环境保护的增量，但不参与邻避运动，希望自身与邻避运动能以互补的形式存在。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表示，在这种新事物面前，很多人措手不及。有的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上，对群众集体意志的有力表达心怀恐惧，将其视为对“和谐稳定的秩序”的威胁，得用公权强力镇压，让环境维权群众付出了不必要的自由的甚至血的代价；有的把利益集团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斤斤算计视为“理性”，并以此为标准否定环境正义并指责邻避运动的“不理性”、“缺乏科学依据”；有些人虽然认识到环境破坏和邻避运动的因果关系，但仍把邻避运动视为应该避免发生的群体“事件”，主张为避免“邻避运动”这种“社会风险”而去约束环境破坏的行为等等。面对邻避运动的这一系列思潮和措施所形成的合力，不但消解了邻避运动的意义，孤立了邻避运动，同时也“劝阻”了环保组织与邻避运动的参与合作，与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相悖。

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邻避运动之所以频繁发生，是一些地方长期追求经济利益，忽略环境利益、忽略公众利益的结果。引起冲突和混乱的，不是邻避运动本身，而是这种与公众利益、环境权益相背离和对立的对邻避运动的态度，是持久得不到解决的诸多环境伤害问题的直接“启发”——既然环境问题没有别的办法获得对话机会，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发起一些活动，让对话成为可能。

一些专家针对风起云涌的“邻避运动”社会现象，给出了一些对策建议。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一直很严重，是一个事实；面对这种事实，邻避运动应声而起，同样是客观规律。维护公益基本权益，维护环境基本权益，是“正确对待邻避运动”的前提。某种程度上说，环境信息封闭、决策不透明，让公众的基本诉求无从表达，是邻避运动的直接导火索。因此，必须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上想办法，增加对话机制，大量举办听证会、研讨会、辩论会，把所有的环境信息如实公开，加大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惩戒力度，保护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基本尊严，是“邻避运动”给社会的一个启示。

本次研讨会由搜狐公益频道与环保科普组织“自然大学”联合主办。主办方透露，未来还将举办多期这样的研讨会，以促进更多的人关注这个社会现象。

编辑：郑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