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来看PPP合同的不完全性及改善

根据契约理论（Contract Theory）相关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成本交易为零和信息完全两大假设不成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完全契约理论、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理论（incomplete contracting theory）。在PPP模式下，政府和社会资本通过PPP合同这种契约，来约定双方在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权利义务，但由于未来或然情况（contingencies）无法预见或约定、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明确各方清晰权利义务的成本过高等原因，使得PPP合同无法穷尽政府和社会资本在未来各种或然状态下的责权利，可见PPP合同是一种典型的不完全契约。而这种不完全性，很有可能会导致事前的最优契约失效、或当事人做出无效率的专用性投资等，进而导致PPP项目的效率损失。因此有必要借鉴“不完全契约理论”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再谈判机制设计、剩余控制权配置、引入第三方、及尽可能完善契约及事后监督等措施，改善PPP合同的不完全性。

一、契约不完全性的相关理论解释

经济学中将所有的市场交易，包括长期的和短期的、显性的和隐性的，都视作为一种契约关系。经济学家很早就从契约或合同的角度分析问题，埃奇沃思在传统经济学领域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契约理论，用无差异曲线盒创立了契约曲线，以刻画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下帕累托最优的短期契约集合，和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下帕累托最优的长期契约集合。但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当事人信息对称的基础上。直至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在《企业的性质》（1937）这一开创性论文中指出，“由于预测的困难，关于商品或劳务供给的契约期限越长，那么对于买方来说，明确规定对方该干什么就越不可能，也越不合适”，契约的不完全性第一次被正式提及。

科斯的追随者交易成本学派和产权学派（或泛指新制度经济学派），以及之后的格罗斯曼和哈特（Sanford Grosssman & Oliver Hart）（1986）、哈特和莫尔（Oliver Hart & John Moore）(1990)创建的GHM模型，进一步拓展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研究，并广泛运用于经济、法学、管理、政治哲学等领域。

经济学上的契约不完全性是指契约没有充分地状态依赖（insufficiently state contingent）。哈特从三个方面解释了契约的不完全性：第一，在复杂的、十分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人们很难想得太远，并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做出计划；第二，即使能够做出单个计划，缔约各方也很难就这些计划达成协议，因为他们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描述各种情况和行为。对于这些，过去的经验也提供不了多大帮助；第三，即使各方可以对将来进行计划和协商，他们也很难用下面这样的方式将计划写下来：在出现纠纷的时候，外部权威，比如说法院，能够明确这些计划是什么意思并强制加以执行。

二、充分认识到PPP合同不完全性的必然

在PPP模式下，政府和社会资本通过合同约定双方在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权利义务，但由于未来或然情况无法预见或约定、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有限理性、明确各方清晰权利义务的成本过高等原因，使得PPP合同无法穷尽政府和社会资本在未来各种或然状态下的责权利。

1、PPP项目的长期性导致对未来或然情况无法预见或约定

传统的契约理论认为，契约规定了缔约方的权利义务，这些权利义务有利于激励缔约方进行长期投资。Hart和Moore（2006,2008）则提出了一个互补性观点：契约为交易关系提供了一个参照点，当事人签订长期契约是基于在柔性契约和刚性契约间进行的权衡。所谓柔性契约，是指允许当事人对事后不确定性做出适应性调整；而当事人签订的与未来结果密切相关、且对任何结果都不会感到失望的则是刚性契约。

对于PPP项目而言，若采取柔性契约，政府或社会资本有可能实施无效或低效的履约行为，这将会给项目本身产生无谓的损失，而刚性契约则可以降低这种损失的程度；但纯粹的刚性契约也不利于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的主观能动性，以切实提高PPP项目效率。基于此，政府和社会资本应在契约的适应性和机会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的长期契约。

由于PPP项目实施可长达二三十年，在复杂的、十分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人们很难想得太远，这其中小到原材料价格上涨、消费者偏好变化，大到项目技术工艺改革、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尤其是目前社会资本较为担心的政府履约意愿和履约能力等风险，都会对项目的实际经营情况产生影响。而在PPP项目前期准备、尤其是风险的识别过程中，无法充分预见到各项或然情况及概率，因此也就无法在PPP合同中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做出计划。

2、PPP合同缔约的政府和社会资本方都是有限理性的

作为PPP合作主体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在缔约过程中是有限理性的，这里的有限理性是指“社会人”的理性是处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在一定限制下的理性。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认为建立在“经济人”假说之上的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只是一种理想模式，提出了满意准则和有限理性这两个命题，用“社会人”取代“经济人”以纠正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偏激，拉近了理性选择的预设条件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政府和社会资本在PPP合同准备、及签约过程中是有限理性的，其具体原因在于：首先，手段-目标链的次序系统很少是一个系统的、全面联系的链，PPP项目前期简单的准备更会导致不准确的结论；其次，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知识有限，两者既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又不可能最大限度地追求理性、只要求有限理性；第三，由于客观条件的约束，政府和社会资本在决策过程中也缺乏相关能力追求最优方案，PPP项目中也往往追求双方较满意的次优方案；最后，在PPP合同准备甚至签约过程中，政府和社会资本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隐瞒部分信息，造成事实上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影响到对方决策的理性。

3、PPP合同中约定各方清晰权利义务的交易成本过高

契约的交易费用是由交易环境（交易次数、不确定性）和交易特征（资产专用性）等所决定的。Tirole（1999）进一步将导致契约不完全的交易费用细分为以下三部分:一是预见成本,即当事人由于某种程度的有限理性, 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或然状态;二是缔约成本, 即使当事人可以预见到或然状态, 以一种双方没有争议的语言写入契约也很困难或者成本太高;三是证实成本,即关于契约的重要信息对双方是可观察的, 但对第三方(如法庭)是不可证实的。

编辑： 赵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