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0-02-03 09:34
来源： 中国固废网
作者： 潘功、李少甫、刘琪、丁宁
我们去理解习总书记说的垃圾分类新时尚的说法，实际就是指文化和价值的溢出价值。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考虑，很难理解垃圾分类为什么要去做，和如何去做。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德国这些欧洲发达国家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能够落地，以及能够向居民收取垃圾处理费和废家电等的处理费，核心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这些发达国家拾荒大军已经基本不见了，同时为了保障回收体系的完善和稳定运营，必须要通过某端的收费来完成更规范但是成本较高的回收过程。
第二，老百姓也愿意(或者能够接受)为丢垃圾这件事付费。这个跟经济可承受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这个进步就是我这里说的，我们要从大时空上去看垃圾分类推进的时间过程，通过时间的发展，居民可以接受更多的人工分类，这个要通过教育去改变。另一方面在经过教育后，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效率也会提高，使得达到同样分类效果所需的人时成本也在下降(更高的人时成本伴随着居民的理解和熟练掌握会逐步下降进入可接受的范围)。经济上我们也更愿意支付，因为经济发展，一方面垃圾处理费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会下降，另一方面拾荒大军也有可能消失。那么再过二十年左右，那时候我们当前依赖拾荒的城市矿山高效率循环的现状可能就不存在了。届时我们也需要参考发达国家模式一样通过收费来保持回收体系的运转。
当然现在还不是这样，比如这两年经济下行，我甚至经常见到穿的跟我一样的人在捡瓶子，这个画面让我觉得十分惊悚，当然我穿的也不咋的。(哈哈，全场笑)
伴随着经济发展(经济可承受圈变大)，居民本身的提高(人时可接受圈变大)，现在很多看起来无法接受的手段，也许十到二十年以后就可以实现了。但是我们现在就需要开始面临这些问题，城市化加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态不可持续将越来越严重(生态可持续圈减小)，确实需要开始安排通过经济成本和人时成本来分摊，因此垃圾分类需要一步一步推进。如果我们经济发展和人民素质提高快于生态退化的情况下，实际上中间的平衡区域是在逐步变大的，这也就给了很多以往有各种问题的垃圾分类模式更多的寻找平衡的机会，最终可能以前不能实现的逐步实现，也包括现在的一些过于超前的理念，比如“零废弃”，想要在现在的基础下一步达成，是会出现很多问题的(金字塔的基层被击碎)，在一步与多步之间通过权衡博弈逐渐寻找平衡点是可行的。
第二考虑现实中的困境，尽量避免拉抽屉，也就是避免由于缺乏长期的可持续的安排，仅仅由于不同阶段理念和条件的变化使得之前做的工作需要全盘推翻重新再来，这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在垃圾分类中对顶层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企业角度来看，除了技术企业研发技术的创新去应对困境以外，也包括如何通过商业创新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重资产公司(A方阵)应该如何迎接无废城市以及垃圾分类的逐步推进呢?我们认为答案就是循环经济产业园，以焚烧为核心，以搭积木的方式，考虑到未来的物质流、能源流的循环，当一个城市对某一种废物单独处置或者循环利用的的必要性、管理制度等配套条件成熟后，一个个落地，最终形成完整的固废处理体系。商业模式不能自洽，企业也不是做慈善的。循环经济园的模式，是我们对接垃圾分类和“无废城市”逐步演进的多步中间的一个很好的接口。这也是可以解释各地政府有条件的情况下，更多采用循环经济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A方阵垃圾焚烧企业一个重要的布局方向。
可回收物?两网融合之痛
各地推行垃圾分类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一般集中在工业源的可回收物以及农业源的有机垃圾两部分。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做垃圾分类，可回收物一般有精分和粗分两种方式，粗分就是只要求将可回收物分出，依托分拣中心对可回收物进行精细分类后进入各末端资源化回收设施。而精分则是更接近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体系，在源头要求居民对可回收物进行精细分类并分别盛放，直接进入末端资源化回收设施。两种方式的区别也恰恰体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人时成本与经济成本的博弈，粗分是以经济成本为主而精分则是以人时成本为主。
在宣传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重大的认知误区，有说法认为“垃圾是放错的资源”，这句话本身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我们在2017年的论坛中就有详细分析。高价值的垃圾是资源，不需要补贴，但是低价值的垃圾就是垃圾，商业上无法自洽，同时又会带来较大的环境污染及次生灾害，最终还是要通过政府兜底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右下角这张图中，对于废物价值高且环境风险低的废物，其较高的废物价值是回收或处置行业完全市场化运营的有力保障;同时较低的环境风险也降低了管理的难度，增加了市场化运营的可操作性。因此这类废物的回收利用有较大可能成为自负盈亏的完全市场化运营行为。
相反低价值的可回收物回收、处置这类废物的企业利润较低，甚至在现有技术下不能获得合理利润，难以吸引企业进入市场，市场化运行的可能性较低。实际上应该由政府兜底解决，也就是通过公共服务来解决。
由于可回收物中存在上述这样的悖论，使得两网融合困难重重。已形成完整商业链条的高值可回收物的回收体系是商业行为(市场经济)，而商业无法自洽的低值可回收物则属于公共服务。两网融合过程当中，商业和公共服务之间的边界模糊，一些行为会扭曲市场的配置。高价值的可回收垃圾，商业上是很通畅的，竞争是很透明的，做规范化管理是应该的，可以通过商业以及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进行管理。但是在这个领域行政干预(补贴或者授权经营)相当于在商业领域强制授予垄断，这个做法是危险的。比如将高、低价值的可回收物打捆进行政府补贴实际上对原有商业自洽的高价值可回收物的体系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这种补贴容易扭曲市场配置而导致效率降低。实际上就是冲破了商业和公共服务的边界，杭州余杭的模式中就存在这个方面的争议。理论上任何的政府补贴行为都会对市场经济造成影响，都是需要谨慎的。
编辑： 赵凡
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此前分别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E20环境平台执行合伙人和E20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易二零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硕士生校外导师，天津大学特聘讲师，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PPP双库的定向邀请专家，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注册专家(基础设施与PPP方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化学品和废物环境管理智库专家、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环保产业政策与集聚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垃圾焚烧专家委员会委员。住建部指导《城乡建设》杂志编委、《环境卫生工程》杂志编委、财政部指导《政府采购与PPP评论》杂志编委，并担任上海城投、天津创业环保、中建环能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在PPP专业领域，薛涛现任清华PPP研究中心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PPP专委会秘书长、中国PPP咨询机构论坛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PPP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PPP专家库成员、中国青年创业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智库成员、中国城投网特聘专家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薛涛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市政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其后在该领域积累了十二年的环境领域PPP咨询及五年市场战略咨询经验，曾为美国通用电气等多家国内外上市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对环境领域的投融资、产业发展和市场竞合格局有着深刻理解;2014年初加入E20研究院并兼任清华大学环保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着力于环境产业与政策研究、PPP以及企业市场战略指导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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