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策论看中国环境问题的困境

从对策论看中国环境问题的困境

作者：陈斯庆

一、中国环境问题的困境

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一样，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渐呈加剧之势，环境问题与人口问题一样，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难题。从全国总的情况来看，现在北方地区沙尘暴正在加剧，缺水矛盾日益突出，南方水质性缺水也不容忽视，空气污染陇罩城市，固体废物正在包围城市，我国环境污染仍在加剧，生态恶化积重难返，环境形势不容乐观。2006年我国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故161起，国务院年初提出的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

当前，政府对环境保护加大力度，许多环保专家正在千方百计，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许多非专业人士和环保志愿者也日益意识到保护环境已刻不容缓，正在以自身的行动来保护环境，但很多事情的发展却往往不如人意，中国环境问题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这当中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环境恶化是必然的吗？

面对困境与迷惑，本文尝试用对策论的分析方法来解答这个问题。

二、对策论及应用

对策论又称博弈论,是对冲突或竞争进行分析数学理论与方法，它存在于政治、经济、军事或各项事务之中。对策论诞生于1927年，由数学全能行家约翰·冯纽尔曼创立。对策论的部分智力感染力在于它的许多成果，如量子力学或相对论，似乎是直觉的，甚至是颠倒性的。

1951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通过对策论，令人信服地论证：任何可以想得出的民主选举制度可能产生出不民主结果，这一论证使数学家和经济学家感到震惊。阿罗这种令人不安的对策论论证立即在全世界学术界中引起了评论。

1952年，后来在经济科学方面获诺贝尔奖的保罗·赛缪尔森这样写道：“它证明了探索完全民主的历史记录下的伟大思想也是探索一种妄想、一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在经济学中，“智猪博弈”（Pigs’payoffs）是一个著名博弈论例子。

　　这个例子讲的是：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的猪圈的另一边的投食口就会落下少量的食物。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踩动踏板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刚好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踩动了踏板，则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争吃到另一半残羹。

　　那么，两只猪各会采取什么策略？答案是：小猪将选择“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

由上面例子可以看出，通过对策论的分析，我们得到了各行为主体的共同最优选择的结果，这种结果也是实际生活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所以，对策论适用于对各种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进行分析。

下面，通过对策论来进行分析。

三、对策论在环境问题上的应用

从对策论来分析，首先是识别参加博弈的对象，也称之为局中人。通过适当简化，局中人包括中央政府（A）、地方政府（B）、国家环保局（C）、地方环保局（D）、企业（E）、企业（G）、民众（H）、民众（I）。其次是识别获胜目标，这里各对象的获胜目标均为本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三，各局中人的对策集，下面我们来分析各个对象之间的博弈对策及结果。

这里有其它多个博弈，限于篇幅，本文只列出最典型的博弈，其它的博弈道理基本相同。

企业E与企业G的博弈

两个排污企业之间的竞争。E与G两企业都有二种策略，即一是完全治污，二是部分治污或不治污。企业E的策略为：治污，则成本高，生产成本就会增加，价格就要提高，它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经过长期竞争，治污企业可能倒闭，第二种策略是不治污或少治污，环保检查来了就应付就一下，去了就停止治污，这样则可节省大量运行费用，虽然可能有一定机率受到环保局的处罚，但这种机率及罚款的总额在目前还远小于运行费用，所以对于理性的企业主的必然选择是第二种策略，即不治污或少治污。因而本博弈的结局是造成污染加重，环境恶化。原因是监管力度不足，导致不治污或少治污的策略优于全部治污。改进措施为加大监管力度，直到守法成本小于违法成本。

企业E与地方环保局D之间的博弈

企业E的两种策略一是完全治污二是不治污或部分治污，而环保局D的策略一是完全监管二是与少监管或不监管。对于企业E来说，无论环保局D不监管与否，最优策略都是不治污。因为，不监管，最优策略当然是不治污，若监管，则选择不治污或部分治污仍然优于全部治污，因为在当前形势下，守法成本远高于违法成本是众所周知的；对于环保局D，以代表环保局D的工作人员为例，若采取监管，工资不见上涨，而由于造成与企业的冲突，关系处理得不好，得不到企业送来的好处费，总收益不高，而且可能还会受到一些其它威胁，包括人身威胁，则得不偿失。若不监管，则很可能得到企业好处费，这里有可能企业主动送上门，也有可能环保人员通过其它主动手段得到，则不监管的平均收益都大于监管，所以环保局D的最优策略是不监管或少监管。

民众H与民众I的博弈

民众H与民众I同时受到环境污染，民从H和民从I可选择的策略为，投诉与忍耐。若民从H选择投诉，则民众I搭便车，反之，民从I选择投诉，则民众H搭便车。所以，民众会往往会根据污染物的作用大小及不同的污染物性质采取不同的对策。噪声污染不会累积，一般是小范围而且即时见效，废气污染基本不会累积，范围中等至较大，时效性较强，水污染会有累积，范围中等至较大，时效性一般至较强，生态破坏累积效应很强，往往不可逆，但时效性弱。目前，污染投诉的数量从大到小依次为：噪声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生态破坏。由于噪声作用范围小而直接，一般只影响到少量住户，则其中影响最大的住户在忍无可忍时只有选择投诉，其他的住户可选择搭便车。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数量相对投诉较少，生态破坏的投诉几乎为零。目前情况下，投诉渠道不十分畅通，而且投诉效果一般，只有噪声污染投诉理结率较高，而水污染及空气污染即使投诉了也不见得能够解决，所以，在长期的博弈中，民众的最优选择大多是忍耐。民众博弈的结果往往是污染不断加剧，直到民众忍耐的阈值。原因分析：民众环保意识不高，投诉渠道不畅，民众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地方政府B与地方环保局D博弈

地方政府B与地方环保局D对于排污行为都可以采取监管、不监管（或少监管）两种策略。 那么，什么是最优策略呢？

首先，由前文所述可知，企业治污则对其本身的短期发展不利。而当前，地方环保局D作为地方政府B的一个部分，局长的“帽子”掌握在地方领导的手中，票子由地方财政发放，地方环保局D只能对地方政府唯命是从，有谁愿意拿自己的“乌纱帽”去博弈呢？而地方政府B领导的任命仅仅来自于上级政府，上级政府考察下级政府的主要指标就是地方的GDP，所以地方政府B与地方环保局D共同的最佳策略必然是以地方当前的GDP增长为重，对污染不监管或少监管，甚至大力引进有污染的企业并纵容他们的污染行为，以促进短期经济的快速增长。

其它的博弈还有：民众H与环保局D博弈、国家环保局C与地方环保局D博弈、国家环保局C与地方政府B的博弈、国家环保局C与中央政府A的博弈等。上述几个博弈的双方由于相对强弱十分明显，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只能听之任之，无能为力。例如，民众H对于环保局D处于弱势地位，对于地方环保局D的所作所为基本无能为力，而地方环保局D虽然从属于国家环保局C，但更重要的是受管于地方政府B，只能听从强者的安排。国家环保局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也类似于地方政府与地方环保局的关系。虽然，国家的实行更严格的环保政策导向当然会对环境保护有利，但由于当前国家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远没有对GDP的重视程度高，这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的加剧趋势。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中央政府（A）、地方政府（B）、国家环保局（C）、地方环保局（D）、企业（E）、企业（G）、民众（H）、民众（I）等各行为主体在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争夺选择过程中，会导致环境不断恶化。所以，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环境污染加剧与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仍然是难以避免的。

编辑：全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