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污泥，如何开处方？应该开什么样的处方？

如2018年，政策要求污泥填埋必须将含水率从出厂80%降到60%。也导致了一些只从眼前问题出发的污水处理厂，快速反应，盲目启用相关工艺。如某污水厂投资800多万元新上“增钙回转窑“工艺：石灰投加量根据湿污泥量（以含水率在80%为例）的20%到40%进行投加从而将污泥含水率降到60%。初期确实满足了卫生要求，实现了污泥的稳定化和固化效果。但是巨大的增量效应和污泥泥质的变化，导致除了填埋别无去处的尴尬境地，同时石灰价格的上涨更加加剧了经营成本的严重性。

2020年8月，《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印发，要求：限制未经脱水处理达标的污泥在垃圾填埋场填埋，东部地区地级及以上城市、中西部地区大中型城市加快压减污泥填埋规模。在土地资源紧缺的大中型城市鼓励采用“生物质利用+焚烧”处置模式。将垃圾焚烧发电厂、燃煤电厂、水泥窑等协同处置方式作为污泥处置的补充。推广将生活污泥焚烧灰渣作为建材原料加以利用。鼓励采用厌氧消化、好氧发酵等方式处理污泥，经无害化处理满足相关标准后，用于土地改良、荒地造林、苗木抚育、园林绿化和农业利用。

同时，《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中也提到，地级及以上城市以及具备焚烧处理能力的县（市区）不在新建原生生活垃圾填埋场，现有生活垃圾填埋场主要作为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应急保障设施使用。

这就导致污水处理厂没来得及将原有设施折旧到期就不得不重新选择工艺路线。污水处理厂没有及时跟上政策的脚步，提前布局、提前预判，也让这样的尴尬案例比比皆是。

治已病之病

治已病之病：关于已病，包括但不限于被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的各种污泥事件。也希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笔者总结下来无非就是：

“积压之病”，包括技术选择导致高耗能经营无以为继，以及处置端异动，同时也包括陈腐污泥的二次污染。某城市陈腐污泥量就达到40万吨需要翻抛出来进行处理处置；“威胁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营的第一大因素就是污泥没有出路“(详情点击：王洪臣：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营，需要破解政策难题)。

“牵鼻之病“，被之前路线和决策牵制而无法立马补短板强弱项导致的问题。如，项目前期，地方政府将路线形成纪要文件，并且已经将服务权3年，5年，8年交给了第三方，如果第三方在服务期内出现运营等问题，也会给新一届地方政府造成决策上的难度。

“割据之病”，不同地区，污水处理厂体量也不同，有2-3万吨/日的，也有10-20万吨/日的；有地方政府投资的，也有第三水务集团投资的；污泥处理费有包含在污水处理费里面的，也有不包含的；污泥处理有归水厂负责，又有归政府住建、城管和水务负责的；同时各个污水处理厂污泥工艺不同导致出泥含水率不同，无法形成统一处理处置路线。如，有的水厂使用带式压滤机或者叠螺机做到80%，有的水厂已经升级改造使用板框机代替了带机和叠螺机做到了60%。这在工艺选择上也造成了极大的难度。

“资金之病”，污泥处理处置设施的建设是一项耗资巨大的系统而又复杂的工程。一般财政收入太低的政府投不起，投不起的地区，环保投资公司又不投，项目投了的处理费又支付不起。据统计，目前我国污泥处理处置全成本区间在150-500元/吨，平均成本在270元/吨。折合到污水处理费中约合0.2元/吨。因此，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污泥资源化利用落到实处十分关键，各地政府将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理处置费纳入年度预算，进行及时足额支付相关主体。同时拓宽融资渠道如发行地方专项债务，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到污泥项目中来。

文行至此，基于相关政策制定以及推进都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需要多方考量和论证，加之污泥问题的复杂性，笔者也怕误导行业，所以处方暂时不敢贸然深入，仍需按照项目悬丝诊脉。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戴晓虎强调，在碳中和的背景下，未来污泥处理处置应以节能降耗及资源能源回收为目标，通过现有技术提升与绿色低碳技术开发，实现过程能耗降低、化学药剂替代、逸散性温室气体控制，以及生物质清洁能源回收等，以提升我国污泥处理处置的碳减排水平。

相信，随着污泥处理处置监管趋严化，常态化和国际碳达峰的整体规划的推出，各地政府对污泥问题的研究科学化，以及在脱水干化这一卡产业链脖子环节各种颠覆性新技术对高耗能和成本的不断突破和应用，从“重水轻泥”到“泥水并重”的跨越和实现将指日可待。

籍此抛砖引玉，希望引起社会的思考和共鸣，深入污泥行业问题的核心本质，若能为实现社会全面提升污泥无害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水平吹响哨子，纪大漂亮也算得偿所愿，将备受鼓舞，就好比《皇帝的新衣》里面的小男孩喊出的“他可什么也没穿啊“。

纪大漂亮

于2022年6月19日凌晨天津

污泥之路，还有很远，我的第二阶段行程已经在路上。在此，向一路上给与我支持和帮助的朋友，同仁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者简介：

编辑： 李丹